社会
高考后面对箱子里一大堆书，到底要拣几本带入大学，是费了一番考虑。那时我要去念经济学，还满怀着要遍读天下诗书的豪情；然后是大学毕业，面对的是积累下来的更多的书本，心里也琢磨一阵，到底还要带哪些“闲书”去上研究生院，这时我已经在国家图书馆和各大高校图书馆面前谦虚了很多，手头也收藏了不少的电子书。最后能装进行囊的书是大不相同，一本小书却是一直揣在我牛仔裤兜里，跟着我搬来搬去。当然，严格意义上它不能叫一本书：这书名叫《恐惧与颤栗》，里面包括这部同名的著作和另一部日记体小说《诱引者手记》，但我把这书的后半部分撕了，只留下这部《恐惧与颤栗》。它们是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作品（一谌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高三那阵在我们鹰潭市的席殊书屋买的。高中读《苏菲日记》时，克尔凯郭尔还叫做“祁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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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媒体和网友报导陈光标高调行善，他本人也以道德标榜。你可以说陈伪诈，也可以说，无论他高调说什么，倒是真正捐了些钱让人得了好处。评价陈，涉及道德评判，很多人说会这因人而异，但这个问题还是能说清楚的，关键是你自己持什么观点。
比如，第二种观点，说陈虽然捐了钱还要受益人敲锣打鼓道谢之类，但毕竟给了人好处，这是好事情。这种观点，不管有意无意，基于的是某种粗糙的功利主义的立场。但根据歌德的道德观，做好事而且有好的动机才有道德意义。同样，不管有意无意，这第一种观点，在康德的框架下就说得通。
这给人压力很大。当然这也包括自我期望，或者更多是自我期望。
这两年参与过单位几乎所有程序员的面试。面对那些比我资深的面试者，我都会趁着这个机会反观下自己。在以后的日子里，可能不方便出现“长大”这个词（我把这个词留给虎头了），但我的日历时间总是要过去。
现在这个感觉非常强烈。一旦设立一个阶段性目标，一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无论多少年，一旦设定，就总会达到——不一定是达到那个目标，是你总会非常结实地踩在那个点上，像是被时间刷地拽过去一样。
现在是呆北卡三角地带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住在Chapel Hill，Duke的一位老师家里，这里离UNC最近。17号上午去宾州。
我喜欢这个地方。这里有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公司，到处都是树。校园里都是树，SAS公司里也都是树，房子周边也都是树，哪里树都比人多。
下午睡了一觉，把这几天都补了回来。醒来看新闻，原来在我熟睡期间，一场罕见的龙卷风袭击了北卡，并有人员伤亡。接着上网查更多的信息，意外发现北卡也有一个地方叫”Shanghai”。
我不了解日本。但这些日子，也在中英文网站（甚至包括yahoo.co.jp）上刷屏，跟进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信息。
在网上看到一些言论，把这次日本的灾难跟中日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我不会蠢到加入那些争论中去，只是转而翻翻了《圣经》：
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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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太喜欢表达观点，或者说不太擅长表达观点。前些天写了个自我投资的东西，从逻辑的观点来看，为了突出某个观点，我故意省略了很多可能性。个人认为其中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只是一种性情、倾向或者立场。
有时候会被某种观点所折服，为它背后严谨的逻辑论证。有时候会被一种性情、倾向或者立场所吸引，它展现的就是自己想要的状态。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同样拥有强大的逻辑，这两种观点可以在脑海里并行不悖，它们或许只是展示了复杂生活/社会的某个层面。但被吸引的性情、倾向或者立场却只有一种。
论断#1.信息越多越好
错。在这个号称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信息本身就可以耗去你一辈子的光阴。当你耗费最大的行为是获取信息时，这些信息拿来嘛用。
贪污和受贿
贪污和受贿不是一回事，给社会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前几天在车上听到一则广播，说保守估计北京有70万辆公车（不包括军队系统、医院系统、高校系统、……），然后主持人和嘉宾就说起公车改革的事。——这个话题超出了我的学术与经验积累。有一篇文章，Embezzlement Versus Bribery（“挪用公款vs受贿”，http://www.nber.org/papers/w16542），倒是给出了一个无奈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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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晚上，与Li去人大校园散步。
自己两三年前也抱着书在校园走来走去，现在进自习室也不会显得太突兀。但是，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恰当地理解学生的状态。小时候观察大人，说自己长大以后一定要有一颗理解儿童的心思（那时候的意思是说，理解自己）。等到自己长大，只记得自己也有这么一个儿童的状态，当时自己到底想些什么——这却也再也体会不到回味不到。——还好自己一会就有这么一个机会，我可以带着这些模糊的印象，好好与虎娃沟通下。
伦理观大杂烩：
1. The Golden Rule
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them do unto you. (see Matthew 7:12, or Luke 6:31)
上一次我提到农民田园般的尊严。你知道这是一种怀旧的情绪，因为在现实中，这种田园式的浪漫再也找不到了。
小时候，周围有“乡下人”和“街(gai)上人”的区分。我对农民这个群体不会有什么反感，因为这是我的出身，有我的父母。我也不会对所谓城市人群有什么偏见，因为现在这也是我和以后我子女的生活状态。偏见源于无知和自大，我幸运的是体会了更多。这种宽容不是来自于什么自然的美德，而是源于普通人朴实的感情。
不幸的是，这恰好是一个不宽容的时代。所有在哲学上矛盾的群体和阶级，都充满了对方的蔑视或仇恨，个人的光芒也很快被这些喧嚣所淹没。只要还有所谓乡下人和城里人的区别，只要还有对一个群体不公平，这种不公平迟早要蔓延至任何一个细分的群体。有些人有些群体还在沾沾自喜，多半是抱着侥幸的心里。十年前我在准备高考出人头地，那时候所谓白领在啃着冰淇淋嘲笑泥腿子，而现在的城市白领，抱怨比谁都大。如果农村和城市是一种可以带来歧视的差别，武汉跟北京也会是这么一种差别，月薪五千跟月薪一万也是这一种差别，用联想和用Iphone也会有这一种差别，……——这是一个在逻辑上疯狂的世界，你似乎只有站在食物链的最上端，才能保持一点悠游和尊严，但金字塔的底端，你将看到一双双火红的眼睛。
土地使事物所具有的性质，影响着人类的品德与命运。耕作者献身于这项稳定而进步的职业，由此养成了规律性的习惯。冒险活动是道德混乱的主要根源，但它从未影响过耕作者的生活。任何中断对他来说都是毁灭性的；任何冒失行为都必然会造成损失；他的成就是缓慢的。他不能靠鲁莽的碰运气的行为加速或增进成就。他靠天而不是靠人吃饭。所有这些因素赋予了他冷静的品质，给了他安全感与秩序感，使他依恋于这份同他的生计与安宁息息相关的职业。
（他）平心静气地算计着四季的流转、土壤的禀性、气候的特征。
一个农场就是一个微型的祖国。一个人生于斯，长于斯，在围绕着农庄的树木中得到养育。从人的想像、回忆和道德的角度看，工业财产根本不值一提。人们会说，我祖先的牧场、我父亲的小屋如何如何，但决不会说我父亲的铺子和作坊如何如何。
Organizational Dynamic(2010-10)有篇值得一读的文章，叫The key commandments for doing business in Russia（如果没有这个数据库的访问权限，你可以在这里读一下它的一个draft版）。考虑到现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许多相似点，如果在俄罗斯做生意就非常有借鉴意义：
俄罗斯以前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同盟国家；
前些日子在google reader里分享了一篇南桥的一篇文章，《剩女是个伪命题》，大致讲在男多女少的中国，所谓“剩女”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是不可能的（“伪命题”）。从这个基本面来讲，我是赞同这个论述的。加一句，为了避免个人的不愉快，这个论断是从“婚姻”而不是“爱情”的角度来总体阐述的。
最近NBER有一篇关于男女匹配的文章，大概能解释一部分（注意是解释，而不是预测），在男多女少的中国，为什么还会存在女性匹配不足的问题。这篇论文的模型指出，在男多女少的情况下，对男子而言，面对两种选择：
何毓琦
昨晚读铁锋转过来何毓琦教授的一篇自述文章，说他在MIT和哈佛求学及科研的故事（很好的文章，读了让人心头至少一热那种，在学术领域攻城拔寨，真是向往地紧）。何是最优控制理论的专家，文中提到他跟另一位控制专家Kalman的合作。
K……？心头又一热，翻箱倒柜找出以前念经济学时激励自己用的一本书，来自邹恒甫之前在武大办的高级研究中心，Dynamic Optimization: The Calculus of Variations and Optimal Control i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原来这个作者是Kam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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