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
说的是电子消费（这消费包括内容和设备，问题是很多时候设备本身消耗了人很多物力和精力）时代的个人纪律。我想入手一个Kindle DX （之前那台Kindle 3就留给虎头），功课都做足了（最近看的是李成的一篇关于Kindle DX的介绍。当身边的朋友也鼓吹DX是严肃读者必备时，下单的冲动便霍然而起）。但随即一想，不行，得证明自己是“严肃的读者”先：
我要购入一台DX，当且仅当我在某一年内读了总定价为379刀（Kindle DX现在的价格）的书（不管是纸书还是电子书，但阅读得是在工作时间之外）。
（主人公约翰是一个航空大队的轰炸手。由于厌倦战争，他想逃避飞行任务。）根据第二十二条军规，只有疯子才能获准免于飞行，但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但是能够主动提出申请的，显然就不是疯子了。
——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 1961)
英语。现在英语，跟十来年前我到北京念书开始说的普通话差不多。
直到高中，我只有念课文的时候才遵循着某种类似普通话的发音规则，其他场合，包括回答课堂提问，都自然而然用我的母语（江西省某地方言）。当然，我一直用唯一的书面汉语写作。
念大学时开始学说普通话（一种官方的标准口头汉语）。关于说普通话，我们那里叫“打普通话”，跟“打官腔”的“打”是一个意思（另又，“打”是一个很有表现力的词，比如还有“打电脑”：你会打电脑吗？打普通话和打电脑，是我农转非的重要里程碑）。Li念中文，对方言也有涉猎，知道我们那旮旯地的发音规则，然后我也就非常清楚自己发音的局限，比如R、L不分，着急的时候H、F也不分（斧头or虎头）。一旦你掌握了背后的故事，就仍然有掌控的感觉，这样我的努力方向，不是口里含块石头练习发音，而是尽量避免发那个音本身：话说到一半，我就清晰地知道，下面有个音我要发不好了，然后就赶紧找个词或短语替代。
上回提到杜克博士李，会做能吃且能看的面包，在新一轮的田忌赛马里，我会请出旗鼓相当的爱荷华博士谢，自称“无知者无畏”，他做月饼了！不知道他在湖北的大人听了是悲是喜。
在硅谷的Dai，他是北大物理博士出来，所以跟着称为博士戴，上次放出风来，说可以给闺女梳小辫了。看，新时代不断给男人提出新的挑战，新的课题，不但要拿博士学位，挣钱，背唐诗，做月饼，还要会梳小辫。
当然，上面的句式还可以（更精确地）改为，新时代不断给博士男提出新的挑战，新的课题，这样给我们的压力就小多了。
有时候情绪上来了，会自言自语一阵子，提提梦想之类的。朋友问，这样会不会太累啊？我大概理解朋友的心思。太累倒不至于，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不是职业斗士，（偶尔？）周期性地想到这些。一想就绕不开。很多问题都想不明白（世界和平啊。。），但就这问题，跟我最近，延伸又远。
想？马克思是个明白人，但当他把话说圆，就不够锐利了。有时候只攫取他话的一部分，就会犀利无比，比如他说：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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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有不安分的想法，但都自觉不敢称为“梦想”。按我朴素的理解，梦想要跟自己有足够的陌生感，而且，它是一种境界的提升，只要表达出来，即使粗糙，也能够打动人。按这样的逻辑，买房就不方便称为梦想。不过，说北京的房子已然成为很多人的梦想，这贬低了人的价值，也贬低了梦想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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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我有一揽子计划，但不知道哪一个分量足够称为梦想。
脑海里也有一串串飘来飘去的念头，但从来只把能列在纸上的计划付诸行动。
一直有紧迫的短期计划要实现。从初中开始，那时中考是第一要务：不过那倒没什么，那时候除了准备高考，也没太多事做，读了些闲书，隐隐约约有做作家的念头（我于写作没有出众的天赋，只是我的相对优势而已，相比物理化学）。想想，那还真是梦想，没有具体的时间限制，也没有具体的概念（作家是一份工作？），而且完完全全超出我的局限范围：初中的我，一定比现在还瘦子，性格更内向，口齿更不灵光（到大学才开始正二八经学说普通话），我在一家乡村中学，就要与人类最出众的语言表达高手为邻！张维军引进了一本书，叫《阅读的女人危险》，我自以为很能理解这本书。知道包法利夫人的悲剧故事吗？她少女时期读了很多浪漫的书，然后就再也不能安于做一个普通的乡下家庭妇女了。一个乡下小子，读了《哈姆雷特》，他就再也不安于周遭的生活了。
刚才提到的《时代》文章，“80后之痛”（Aching For the ’80s），提到所谓80后在大城市生活的压力（文中提到上海的房价）。压力存在（在大城市），那是事实。但为什么存在？不仅仅是房价高。房价高也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在国内找原因是太容易了，比如，北京房价高是因为城乡分割——哦，这也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说些其他的，为什么压力大？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充满了太多的物质欲望。
用这个理由批评我在农村的同龄人是不公平和不厚道的，但用来批评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在北京工作的类似群体却是再恰当不过（当然，你可以很容易卸掉这些批评，因为其中一部分也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我们在北京念大学，在北京工作，然后就期望一毕业或者毕业不几年就在北京买房，然后当然不现实然后就抱怨北京房价高。环顾全世界居住在他们首都的年轻人，谁敢有这么疯狂的念头？况且，相对于美国，北京是华盛顿、纽约和加州的合体。
这期的《时代》周刊（March 12, 2012 | Vol. 179 No. 10）提到我们80后，当然，只是提到，这篇称为“80后之痛”的文章是放在“商业”这一栏的，主题是国内外厂商如何对中国80后群体展开广告攻势，而一个成功的策略就是唤起80后的某种怀旧感，比如这图片中的Li Lei and Han Meimei.
关于80后的集体记忆，根据辩证的城乡二元制，主要有变形金刚、七龙珠（MJ大致属于这一类）和高跷、尿泥两个集体版本，我的记忆在第二种，但明显第一种怀旧的商业价值高些，所谓网络传诵的80后图腾躲在这第一类，这期《时代》提到的在优酷热播的《老男孩》就归于这类。
我现在北卡的单位，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公司，有多少人掰着手指头就能数出来。先前在北京，集团公司全球有十来万，国内也好几千，怎么算都是一个大公司。但说实话，我没怎么感觉到自己是在大公司（膨胀的“大”的公司），只是当读着外部新闻时或外部交流时，我能推断出自己是在大公司并且知道其他人也知道我在大公司。怎么说？对外大公司，对内小公司。从那十几万人一层层看下来，数到我们北京的研发中心也就几十个，加上一个业务链的国外同事，数到一百就很撑了。研发跟国内外的销售、市场等等部门联系本来就很少，所以感觉大公司这名号，是给他们而不是我们的（我猜HR的同事最能体会到大公司的感觉，翻翻花名册就是了）。《杜拉拉升职记》为什么很多人读着很有感觉，就是因为场景是设在市场、销售、人力资源和其他所谓白领喜闻乐见的办公室部门：里面要插入一个研发中心，销量保准降低一倍（跟科普书里插入一个数学公式一样的灾难效果）。
今天终于拿到自己的车，二手的本田雅阁（这里日本车几乎是完胜的局面）。吊诡的是，我还没有当地的驾照。前些天我赶着租来的韩国起亚去考试，因为超速废掉了，我说：大叔，您不给我驾照，咱不一样还在开吗？盖我用北京的驾照，天天开着那辆破起亚上下班，已攒下八百千米的里程。
以前就在海淀驾校摸过下手动档富康，在北卡也上过十个小时的驾校，主要是复习如何把车开动起来。朋友建议我悠着点，先在乡间小路上蹦达会。没得这机会，第一天开租来的车，说，噫，怎么发动不起来？原来在P挡才能启动。掌握这个重大要领之后，立马就上高速。高速相对容易，高速直行就是，害得我在海驾积攒的技巧都给忘了。
晚上朋友提醒我看电视（哦，电视机），说是总统奥巴马的2012年度国情咨文演讲(State of Union)。打开电视，没多久奥巴马就提到拉利(Raleigh,我工作的地方)和中国，一下子让我觉得他演讲与我也有一丁点关系。
这几年，包括现在，美国的失业都很严重（8%到10%的样子）。有朋友问为什么还能从北京申请到美国的工作。我开玩笑说如果美国不从北京招人，它所有的研发中心都得关掉，然后搬到北京。虽是玩笑话，但也大致是对的。
奥巴马趁着这次演讲，也为自己拉拉2012总统竞选的选票，强调要为美国人创造工作。这个我们熟悉，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业。他几次提到中国，表示要把制造业夺回美国本土。
30号在公司结束最后一天（31号在家里打包，用的是休假时间，所以技术上还没有离职），1号（周日）早上从北京出发，当天晚上到的雷利(Raleigh)，第二天就去办公室，今天7号，周六，刚好一个工作周期结束，终于可以停下来更新下状况。前些日子还有很多新鲜的记忆和情绪，现在大多跑光了，就按着逆序，流水帐一番。写着写着就觉得语言乏味，面目可憎。
1月6号，周五，晴，单裤，衬衫加外套
早上六点来钟起来，洗漱，去厨房煮东西吃，开电脑，查邮件，用Skype给家里打电话，刚用Paypal里的美元给冲的值。然后近八点，All Around Driving School的师傅就在门口等。刚在北京拿到驾照，但公司不放心，还是给我再报了一个当地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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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号下午参加了一次beijing open party，主要是去听刘未鹏《暗时间》的新书发布，然后见见其他老朋友。跟未鹏第一次见面，是2009年上半年的一次bop，那时跟一群朋友整《我是一只IT小小鸟》。两年了，这次的会场，还见到另外两只小小鸟，张凯峰和宋劲杉，还有当时的编辑周筠老师，她现在也是《暗时间》的编辑。
在现场买了一本《暗时间》。指着扉页跟未鹏说，最羡慕的，就这一页了。盖未鹏的女儿出生不久，这本书就是献给他女儿刘鸾的。
虎头键盘手
把一只猴子放在键盘前，让他不停击键，有个叫Infinite monkey theorem的观点认为，只要次数够多，这只小家伙总能够把莎士比亚的作品给敲出来。
不仅仅是由于前几天高考，大伙又一次异口同声抨击中国教育的弊端。这些说出来的都是对的，不过我没那么悲观。我的乐观不是来自于对教育体系的乐观，我的乐观，是来自对人本身的乐观。怎么说？失败的体系下不必产生失败的个人。小孩教育很快就要摆上我的议事日程，对我来说，重要的和紧迫的不是给虎头一个理想的教育环境，而是要培养他，无论在哪种教育体系下，都要有对环境的观察与思考的能力。
教育不仅仅是一个教育体制。官方的教育系统，是我们个人教育经历中及其重要的一环，但也仅仅是其中一环而已。而且即使是在这一个环节，个人还是可以找到很多化腐朽为神奇的地方。我不必感谢这个教育制度，但我感谢自己的教育经历，故事都发生在这个体制下，那里有人与人的互动，对世态的观察，与自己的沟通，甚至对这个制度本身的观察与思考，都可以成为成长中有益的一环。
早上六点多起来，收拾自个收拾屋，近八点赶到南二环，龙潭湖附近，跟一个朋友吃早餐。九点十分赶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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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我说不到两个月，虎头就两岁了。今天虎头刚好半岁，是真的长大了。过几天Li就带他回北京，现在就他两三个月时的模样：
上个月Leading博士推荐了北大学生会推出的校园电影《此间的少年》，剧本是江南的同名小说，主角是郭靖、黄蓉等一帮金庸小说的人物，背景是南宋时期的汴京大学（就是北京大学），故事就是谈恋爱了。Leading博士今年毕业，能想象这部电影能帮他回顾些北大的人事和风景。
我09年毕业，不过这部电影没让我回忆起北大的生活。想的倒是更早些，在北京工商的那些年。当时江南在《科幻世界》以及接下来的《九州》写连载，《此间的少年》就是其中之一。等着杂志上的连载小说——这是真正值得回忆的大学生活：我读科幻小说以及奇幻/玄幻小说，刚好是因为同宿舍的赫连波波同学，那些杂志他每期必买。我就一边跟着等连载，顺便把他收藏的旧刊一并读了。这样下来，近五十部的科幻小说就给入账了，然后就踩着点毕业了。
谈点成年人话题，现实一种。陆陆续续，有几个朋友说到外遇的事。我对这个话题感到很别扭，除了其中有两个当事人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还有更重要的，这个事（affair）真不适合拿来说。不过既然已经在电话里说过些，我再来整理下思路。
这可能只是生活的一角浮出水面而已（从和谐的角度，我倒是希望所有的事情都不妨沉入海底），但还是觉得一些很现实的事情在慢慢侵入我们的生活。外遇这件事，新闻天天在播（所以已经不是新闻了），电影时时在演，不会觉得是很大不了的事情。但现实中的事，涉及很亲近的朋友，你就能体会到更多哭天抢地的成分：不轻盈，不浪漫，不漂亮，很糟糕的事。在现实里，就故事来说，一点都不吸引人。我承认，这是现实比较残忍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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